于中日对峙僵局中到访日本，加上搭乘的又是按照日本政府要求不向中方提交识别全日空航空（ANA），不免心有忐忑。

到了东京第二天，按照既定日程安排，当天的主要活动就是与外务省官员座谈。其中与外务省安全保障政策课的对话尤其有意思。根据当天的介绍，日本总的安全政策是成为“和平的积极贡献者”（proactive contributor to peace），其宗旨是在地区和全球和平事务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为了取得上述目标，安倍内阁采取的措施包括建立日本版“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采纳国家安全战略，评估国防项目指针，重新考虑国家安全的法律基础，包括实施集体自卫权以及参与联合国集体安全行动。

可以看出，相对战后日本“政治侏儒、经济巨人”的地位，如今安倍政府试图重新架构日本的政治、安全格局的意图明显。不过，这也不应意味。一方面是作为日本长期保护国的美国一直希望日本在安全方面承担更重要的作用，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同时也是周边局势演变有关。根据日方的解释，日本安保政策变化的背景在于21世纪快速变化的全球实力平衡，技术进步，以及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以及网络攻击在内的新型威胁，特别是东亚的安全环境变得更加严峻。

不过，日方始终强调，“日本对和平的坚持决不动摇。”换言之，日本要摆脱的是消极、被动的和平国家（pacifist）形象，而非对和平主义的坚持。

对日方的官方立场，仁智互见。在此不做争论，但一点明确的是，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在日本公司足迹遍及世界、在日本官方援助无处不在的今天，对战后一些不再适应本国发展的政策进行调整也算合理，迈入所谓“正常国家”的行列也算正常，不应反应过度。当各国政府对日本“崛起”做出政策应对时，对这一终将到来的调整应有准备。

关键的是，日本的重新崛起是否以一种透明、可预见的方式进行，是否以牺牲邻国、特别是曾在二战期间遭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进行，才是研究并应对日本崛起的根本出发点。

正如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发起的、“思考新型日中关系的研究者会”在今年10月发布的呼吁书指出的，两国的政府与国民，都应摆脱极端的排他性民族主义的束缚。在今天各种事物跨越国境，各国国民都面临着超出国家框架的紧急课题，在这种情况下，极端的、排他性民族主义只能成为产生纠纷的原因，决不会给我们带来积极的结果。

此次日本之行，同一些智库人士有过交流。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将今天的中国与上世纪的日本进行比较，其中发现诸多相通之处。特别是关于中国要克服“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的叙事方式，这点同最近出版的《富强》（Wealth and Power）一书有异曲同工之处，都认为在强大之后的中国不应过于关注近代以来的屈辱史，过于关注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难免会“以彼之道，还施彼深”，不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