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在我开头之后，未来的同事能够更进一步，真正做到彼此的双赢，为媒体与学术机构的合作打造新的成功范例

 

转眼到牛津大学Blavatnik政府学院已经一个半月了。期间一直未有写作，一是因为学业繁重。离开学校时间一长，重新适应学校环境是挑战。举例而言，我在牛津期间，选修了两门课——行为科学与政策以及公共政策与新经济学。两门课的任教者都是在政府和私营部门有着多年从业经验、集理论与实操为一身的教授。以公共政策与新经济学的教授Eric Beinhocker 为例。除了在包括牛津在内的多个大学任教外，之前在麦肯锡公司任职18年，一路做到合伙人。这两门课都是典型跨专业学科的典型，包括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在内的知识点都有涉及。期间很多知识是我之前较少甚至从未接触的，因此着实让我费力不少。

 

第二，自然是牛津以及政府学院的极其丰富的学术资源。除了牛津传统的导师制外，学院几乎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各个领域专家举行讲座和讨论。话题之多，只能感概自己知识面的匮乏。今天可以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首席经济顾问 Eugene Kandel，明天就能是美国核威慑理论的权威Scott Sagan教授。话题也从气候变化、减贫发展、地缘政治危机到最新的中美贸易纠纷，不一而足。在这样的学术与实践相结合的知识海洋中，只能感概自己分身乏术，恨不得时间掰成两半用。

 

得益于牛津的导师制，在我有限的几周学习中，先后接触了研究气候变化的Tom Hale教授，专注平等问题的Jonathan Wolff教授，在正义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Tom Simpson教授，在公司税务和资本主义领域研究方面的新起之秀Karthik Ramanna 教授，以及因为学术成就而封爵的Paul Collier教授。当然还有学院院长Ngaire Woods。在与这些教授每周一小时的谈话中，只恨自己语言还不够好、知识储备还不够多。

 

而当然最有收获的，除了上述一对一的谈话外，还有几乎隔天就有的跟在牛津教学、访学、研究的各路人士的饭局或者咖啡。话题从中国创新环境到媒体环境，从中国能源政策到电力行业的现状，再到与学院博士研究生的集体晚饭以及与牛津技术及全球事务中心博士生关于网络安全的交流，都令我脑洞大开。

 

我自己而言，也先后作为主讲人，先后参与了牛津中国中心关于中国知识付费的现状、特别是财新自身收费情况的介绍；政府学院举办的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炉边谈话”；以及关于中美贸易关系的讨论，与美国负责TPP谈判的前首席谈判代表Barbara Weisel 以及欧盟前负责贸易谈判主要官员之一的Karl Falkenberg一道，在学院老师Emily Jones的主持下，就美国当前的贸易政策、欧美贸易关系和中美贸易纠纷进行了一个半小时讨论。

 

短短一个学期的访学，很多问题只能浅尝辄止。但更重要的还是财新与政府学院之间的合作模式，希望在我开头之后，未来的同事能够更进一步，真正做到彼此的双赢，为媒体与学术机构的合作打造新的成功范例。